重慶大名鼎鼎，這毫無疑問，重慶，既是山城又是江城，世人皆知。站在南山俯瞰重慶，兩江環繞，房在崖上，建筑起伏錯落，道路高低盤旋，仿若一座巨型立體山水盆景。午夜霓虹閃爍，燈火和波光輝映，上演現代大都市“字水霄燈”美景，有人一邊沉迷，一邊嘆息：這座舉世稀有的都市山水大城相貌獨特，但似乎缺少了近鄰成都的歷史底蘊，文化氣息。

　　其實，重慶，這座三千年歷史文化古城，從來不缺乏歷史，缺少的只是發現和保護。

　　從遠古追溯，巫山人開篇，三千年沉淀，你可認知？

　　重慶的歷史，要從遠古追溯，在公元前200萬年前就已開篇，“巫山人”的發現，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遠的人類化石，比我們耳熟能詳的“元謀人”早了整整三十萬年，這無疑讓重慶在我國人類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巫山龍骨坡文化遺址

　　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巴渝大地，沿兩江流域，在豐都、石柱、巫山、合川、江津、梁平、九龍坡馬王場等，陸續發現的眾多新舊石器時代歷史遺址，揭開了遠古時代人類在此頻繁活動、遍布兩江流域生活的軌跡。

　　歷史傳說，從夏商周時代的大禹治水，娶妻涂山氏到巫山神女故事，家喻戶曉，至今流傳，呼歸石，彈（誕）子石的地名已經沿用了數千年。巴人忠勇尚武，擅樂舞，隨武王伐紂，“巴渝舞”隨軍出征，為戰前先鋒，歌舞言志，以“舞”而屈人之兵，穿越過時間的長河，演變為如今土家族擺手舞的枝枝葉葉。

　　重慶城的“前世”

　　——張儀筑  李嚴遷  彭大雅擴  戴鼎砌九開八閉十七門

　　重慶城，從嘉陵江兩岸興起，城市的發展，經歷了兩個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發展過程，一是由城寨到城市的城市化過程，在此過程中，經歷了秦張儀筑少城“江州”（江北嘴），蜀漢李嚴遷城筑大城（渝中下半城），彭大雅擴城（渝中半島上、下半城），明戴鼎第四次大規模擴城，砌城墻，修九開八閉十七城門。

　　重慶通遠門古城墻

　　從張儀到李嚴到彭大雅建城、遷城、擴城，既見證了重慶城址變遷、城市發展和空間格局演變的三大步，又見證了這個兵家必爭之地其時區域中心、軍事防御中心的歷史地位，直至明清，巴渝大地作為軍事防御中心的單一核心功能隨著手工業的繁茂、水運昌盛、商貿興起向城市功能轉變發展，明戴鼎四次擴城，砌城墻、環江為池，以山為城，建九開八閉十七道門便是見證。

　　古時重慶，因山勢易守格局一直是軍事防御中心、區域中心。

　　歷史瑰寶，十大抗蒙遺址今猶存

　　重慶，歷史兵家必爭之地，眾多的歷史文化遺跡——往往與戰爭有關。

　　南宋末年，巴渝安危緊聯南宋政權安危。在宋末彭大雅筑城固守基礎上，余玠正式將四川首府從成都遷至重慶，設帥府，根據川東山川形勢和流域特征，以合川釣魚城為核心修筑山城防衛體系20余座，拱衛全川，以重慶城為中心的南宋抗蒙山城防御體系，是繼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城池筑城和秦漢時期的長城筑城體系之后的一種全新形式，城塞的構筑規模大，軍事功能強，突出特點是：以險筑城，城塞一體，防御陣地堅固，有田池林木可供長期駐守，以城塞為點，江河為線，形成了點線結合、網狀分布的防御格局，以重慶為大本營，釣魚城為屏障支柱，既有梯次配備、重點部署、又有戰略縱深。各城相互聲援，構成有效防御體系，成功抗擊蒙軍四十年，重慶十大抗蒙城堡群落遺址，不僅延緩了南宋政權幾十年，同時，改變了歐洲歷史，世界格局，更是重慶眾多古城池遺址的最重要代表。

　　十大抗蒙遺址大體沿兩江兩岸分布，其中釣魚城、天生城、磐石城等保護較好，歷史價值高。其中，最濃墨重彩的是釣魚城。

　　滄桑釣魚城

　　釣魚城地處嘉陵江、渠江、涪江匯合處，山勢突兀聳立，三面環水，壁壘懸江城周十二三里，均筑高數丈石墻，南北各建延至江中一字城墻，城內有大小池塘13個，井92眼，兵精糧足、水源充沛，江邊筑水師碼頭，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慶，地勢十分險要，是支撐四川戰局的防御要塞。釣魚城之戰，蒙哥戰死，阻緩蒙軍戰爭進展，改變世界歷史格局，作為山城防御體系的典范代表，在冷兵器時代，充分顯示其軍事防御樞紐作用。

　　從清初到近現代，移民文化、抗戰文化成為重慶厚重的文脈

　　清康熙年間開始，巴渝大地上掀起了人類移民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移民浪潮——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

　　明末清初，四川因幾十年的戰亂，再加上災荒、瘟疫不斷，人口只剩下50萬人左右，重慶城（現在的朝天門到七星崗通遠門一帶）只剩下數百家人。為恢復川渝地區經濟，清政府頒布并實施了一系列優惠政策，鼓勵外省民眾移民四川，因而掀起了各省大規模的移民浪潮。這次移民給川渝社會經濟的諸多方面帶來深遠影響，促進了川渝地區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繁榮，加快了各地文化的融合、交流，形成了我們今天聽到的川話、看到的川劇、吃到的川菜。著名的巴緞、榮昌夏布都與移民有關，重慶現在很多方言如說繩子為“索索”、路邊小鋪為“幺店子”、連襟為“老挑”也是湖廣一帶方言傳來的。

　　重慶湖廣會館

　　重慶現保留著眾多的移民文化遺址，位于渝中區東水門長江邊的重慶湖廣會館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還有客家移民的“文化集散地”榮昌、大巴山地區的硐寨、酉陽龍潭鎮江西會館、綦江東溪鎮廣東會館等。

　　時間聚焦到1937年，當時的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重慶成為抗戰大后方，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

　　抗日戰爭爆發后，伴隨國民政府遷渝，重慶從一個普通的工商城市、區域中心成為當時全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進入世界舞臺。伴隨國民政府遷渝，大量軍政、文教、工礦企業紛至沓來，人才濟濟，城市規模膨脹，重慶，思想上大融合，成為戰時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遠東戰區指揮中心。在日軍大轟炸中，重慶城巍然屹立、頑強抗戰、奮勇拼搏，是抗戰時期民族精神的象征，為世界敬仰。

　　重慶黃山抗戰舊址群

　　重慶抗戰遺址遺跡的分布由抗戰時期的人物活動場所和機構、單位設置地點所決定，重慶抗戰遺址遺跡分布廣泛，遍布重慶22個區縣，但在渝中、沙坪壩、北培、南岸、江津白沙空間分布上相對集中，遺址遺跡數量近400處，不少遺址遺跡規格較高，地理特點鮮明，種類豐富。

　　讀懂一座城市，不僅是看新起的高樓大廈，更要穿過時間的長河，去觸摸歷史的痕跡，因為文明和文化的照耀，那些一塊塊石磚、一堵堵城墻、一條條街巷、一棟棟老宅才不會成為風化的標本，穿越三千年的時光隧道，重慶，散發出厚重的生命力。（馮文彥 羅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