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35年11月，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在彈盡糧絕，減員至不到出發時的十二分之一的人數時，在賈拓夫的正確引路下，起死回生的落腳陜北后，關于陜北與中央，誰救了誰的話題，就開始在不同階層的人中，有了不同的說法，而且，時至今日，也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熱門政治話題，歷史學術研究課題。并且，三種說法一直并存。

因為，當時，中央機構及組成人員們和陜北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馬文瑞等人們，都處在生死關頭，都走出絕境后，毛主席說是陜北救了中央。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陜北領導人們說是中央救了陜北。周恩來副主席說是陜北與中央互救。

中央與陜北誰救了誰的定論，關系到中央長征的勝敗觀點，關系到張聞天，毛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等領導人們組成的第一中央機構，在中共長征史和中共歷史上的作用，地位，價值，以及他們個人的功勞貢獻。也關系到陜北根據地，以及李子洲，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勛，張秀山，閆紅彥，馬明芳，楊森，楊琪,馬文瑞等陜北領導人們的功勞貢獻，政治歷史定位。還關系到中共歷史上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長征出發，長征落腳，陜北肅反，張國燾組建的第二中央機構，劉志丹的陣亡等等。

相關論述多如牛毛，汗牛充棟。殊途同歸，萬流歸源，仍然，不外乎上述三中說法。

引起不同說法的原因主要是看待歷史事件的角度不同，所在的立場不同，政治需要，以及個人感情，陜北人的謙讓性格等。比較容易接受的又不會引起爭議的就是調和的“互救說”。

那么，歷史學術研究到底是誰救了誰？再難的問題，也總有個先后，大小，輕重，緩急，就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那樣，也還是最后有個先后的定論了吧！那就要看史實。

史實情況是一年前，黨中央就被國民黨五次重兵圍剿，喪失了中央蘇區根據地，被迫率領紅軍和挑夫10萬多人長征。到處尋找落腳點不成。9月份，到哈達鋪時，再次彈盡糧絕，疲憊不堪，山窮水盡，只剩下七八千人了。柳暗花明的從7月份的《晉陽日報》上看到劉志丹率領5萬陜北紅軍，占領了6座縣城，赤化了二三十個縣。建立了面積比中央蘇區鼎盛時期的面積還大三四倍的23萬多平方公里的根據地。人口150多萬。人民群眾擁護劉志丹等領導，群眾基礎好，陜北實力雄厚。于是，黨中央毛主席急召熟悉陜北情況和劉志丹等人的陜西省委領導，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白軍工作部部長的陜北人賈拓夫祥問。賈拓夫把自己掌握的情況，特別是張德生的匯報，以及他兩最新了解的情況，動態分析了劉志丹和陜北根據地的可能情況，匯報中央。并極力建議中央尋找劉志丹，落腳陜北。

就在此后不久，陜北黨政軍的主要領導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馬文瑞等人被錯誤肅反關押，并且，挖好了活埋他們的坑子。

賈拓夫受中央委派，代表中央，在中組局局長李維漢隨從下，率領一連人馬，背著電臺，日夜兼程，10月下旬，趕到陜甘總部駐地制止了肅反，對肅反人員說：刀下留人，停止捕殺，停止肅反，等待中央來解決。絕不允許殺害劉志丹等同志。然后，用電臺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使中央與陜北取得了聯絡。

黨中央于11月初來到陜甘總部駐地。11月7日，中央才把劉志丹等領導人們釋放。

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馬文瑞等人們，對黨中央感激的淚流滿面，不知所言，以命相報。劉志丹命令高崗傾囊而出，拿出陜北的全部家當8000塊大洋，以及陜北紅軍準備好給自己過冬天的棉衣，食物等無私奉獻給黨中央和中央紅軍。

陜北軍民在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馬文瑞等領導人們的感恩思想領導下，以北國莽原般的氣派和博大的胸懷，容納了所有的災難和錯誤。拿著饃饃，提著茶水，拿著水果，肉，陜北的南瓜子，黃河灘的紅棗，土雞蛋，趕著豬呀,羊呀，雞鴨，端著熱騰騰的油糕，捧著滾滾的米酒，面帶笑容迎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把路邊的傷病員撿回自己家里扶養。劉志丹的夫人同桂榮看到毛主席穿著破舊的單鞋，沒等毛主席開口，就自己主動根據毛主席的腳印，連夜點著油燈，不睡覺不休息，給毛主席趕做了舒適的棉鞋。挽救了生死存亡的絕境中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

史實告訴我們，首先到達陜甘總部，制止肅反，下令刀下留人，挽救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馬文瑞等人生命的是受中央委派，代表中央的賈拓夫。中央到了下寺灣后，又根據賈拓夫的如實匯報，結合郭洪濤，程子華等人的匯報，才組建了由賈拓夫率領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王首道和劉向三等人組成的去瓦窯堡的接管組，釋放了劉志丹等人。中央剛到下寺灣時，還曾認為肅反是對的。

陜北給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食物，錢，衣服，糧食等，挽救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并救活了許多生命垂危中的傷病員。黨中央根據賈拓夫的如實匯報和正確建議，下令釋放劉志丹等人，挽救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馬文瑞等人的生命。

     形成對中央與陜北誰救誰，各種不同說法的原因，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格局不同，還有個人感情，陜北人的謙讓性格等。而且，任何事物本身就都有多個方面。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當時的人們是很難像我們現在這樣多方位，多角度，拋開當時的政治和個人感情立場等，看的這么清楚。

    從維持生命所必須的食物，淡水，衣服，住宿，安全的生存環境的角度來說是陜北救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黨中央若不能落腳陜北，就得繼續長征去外蒙，正中國民黨的心懷，逼向中國第三，第四大沙漠。無水，無食物，無住宿，無棉衣，而且，沒有任何掩體，就成了敵人飛機的活靶子。況且，還有四馬的數萬騎兵，內蒙的國民黨軍，以及后面跟來追擊的糧彈充足的國民黨中央軍，合力圍剿。強弩之末，必然全軍覆沒。危險程度遠遠超過雪山草地。黨中央只有一種選擇，就是投靠劉志丹，落腳陜北。賈拓夫在吳起了解到情況，如實匯報中央核實之前，中央一直說是去投靠劉志丹，從來也沒說是去挽救劉志丹。而陜北還有其他幾種活路的選擇。陜北救中央的說法直觀，簡單，容易被接受。

從語言表述的概念和邏輯來說，中央是個組織機構，陜北是個地域，或叫地盤。機構有組成的人員和信仰的精神支柱。而地盤包括了上面承載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范圍內的所有機構組織。因此，就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說，中央救陜北的語言邏輯也不成立，表述錯誤，也就是這種說法不對。

那么，實質上，中央救陜北這種說法，就沒有一點道理嗎？為什么那么多人還一直堅持？

因為，從陜北領導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馬文瑞等人，即將被活埋，命懸一線，千鈞一發，危在旦夕的角度來說，是中央派賈拓夫，賈拓夫代表中央，挽救了他們的生命。從而安定了陜北人心，靜等中央處理。避免了陜北紅軍與25軍開戰，陜北也就避免了一場戰爭損耗。更主要是當時的政治需要中央救陜北的說法。中央要在陜北指揮全國的革命，就要樹立自己的正確權威，救苦救難的形象。只有自己正確的挽救別人，才能使別人聽從。自己也不正確，自身難保，別人如何會聽從？于是，就要美化自己，從另一個角度解釋失敗。當然，并不是像閻錫山那樣，僅夸大對手的實力。把被迫長征說成是主動撤出戰略轉移，把一路的慘敗說成是為了宣傳播種，勝利到達目的地陜北。而不能說成是失敗的大逃亡。落腳陜北得以生存說成是挽救陜北，陜北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是救世主。劉志丹等陜北領導人，動員陜北軍民拿出糧食，衣服，錢給中央，挽救中央是應該的奉獻，不能說成是劉志丹等人和陜北軍民，對落難中央的施舍，救助。還有劉志丹等陜北領導人們的感恩謙讓。陜北領導們，為了維護黨中央的救苦救難形象。再就是看問題的格局眼光不同，中央在陜北指揮全國的革命，抗戰，挽救了全中國，當然，也包括了陜北。從共同面臨的危情險境，相互都處在生死絕境的情況，互相幫助，共同生存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中央與陜北領導們互救。

那么，中央拿什么救的陜北？中央沒給陜北一粒糧食，一塊大洋，一桿槍，一顆子彈，一件衣服，反而，從陜北拿了許多錢糧槍彈衣，就是中央能拿出來錢糧衣，陜北當時能自給自足，也不是急需。憑啥說中央救的陜北？

關鍵在于中央是最高領導機構，決定下面的用人任命。中央用了一個最關鍵，最重要的人，就是賈拓夫。用賈拓夫代表中央挽救了即將被活埋的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馬文瑞等陜北領導人們的生命。安定了陜北人心，贏得了他們對中央的感恩和信任。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擁護。免于同25軍開戰，陜北就避免了一場內戰，也就是中央挽救了陜北。

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團的重要成員之一，軍事負責人毛主席，總政委周恩來，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集體研究決定委派賈拓夫代表中央，率領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等人，及一個護衛連，背著電臺，先行去尋找劉志丹，落實陜北肅反是不是事實，并相機處理。在制止肅反的當時，李維漢配合賈拓夫，對肅反人員，甚至25軍的人事任免就聽賈拓夫的。那時，引路黨中央來陜北的賈拓夫是代表了中央集體，盡管不是全體。

賈拓夫是10月20日①，從吳起出發，日夜兼程，三四天后，就到達了總部駐地。與兩個非常熟悉又很信任他的陜北和25軍領導人郭洪濤，程子華見了面。當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肅反，停止捕殺，等待中央總部，絕不允許殺害劉志丹等領導人們。然后，向中央匯報了劉志丹等人的冤情。

黨中央是在11月2日才到達下寺灣的②，毛主席等領導人們才見到以前根本不認識的郭洪濤，程子華等人。3日，張聞天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決定，再次委派賈拓夫代表中央，率領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王首道，劉向三等人去接管瓦窯堡的保衛局。11月7日，才把劉志丹等領導人釋放。

說中央救陜北，那是推理多于直覺。因為，中央派賈拓夫去陜甘總部。賈拓夫做主制止了肅反，挽救了即將被活埋的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馬文瑞等人的生命。劉志丹等人感恩中央，認為賈拓夫所代表的中央明察秋毫，公平公正。于是，靜等中央處理。被無緣無故關押一個多月的劉志丹，一念之差，就會被活埋。25軍和肅反人員們握蛇騎虎，進退兩難，談丹色變。劉志丹動員陜北軍民擁護中央決定，并原諒了25軍和肅反人員。制止了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26軍和27軍兩個軍在陜北人民的強烈支持下，對25軍孤軍的戰爭，給25軍讓出了一條活路。陜北也免于進入內戰的災難。也使中央成功落腳陜北，在陜北指揮全國的革命，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全中國，當然，也包括挽救了陜北。這就是歷史上說的劉志丹以大局為重，不計個人恩怨，受屈不改向黨心。

若賈拓夫不把中央引路到陜北落腳。那么，陜北可能出現的情況有三種：一是肅反人員們把劉志丹等人冤屈活埋。則陜北軍民必反，陜北人民從此不會給一粒米，一滴水，一件衣服，不會給一分錢。肅反人員們和25軍就在陜北住不下去了，還有生命危險。二是放出劉志丹等人，又怕陜北軍民**，從此心存疑慮，陜北農民們再也不會無私的給他們糧食和衣服等，也不會扶養他們的傷病員，也是住不下去。三是繼續關押劉志丹等人，陜北軍民必然組織劫獄，救出劉志丹等人。他們還是住不下去。

無論咋樣，只要賈拓夫不把中央引路落腳到陜北，肅反人員們和25軍肯定在陜北住不下去了。當然，因此而拼殺，陜北也會元氣大傷。國民黨乘機圍剿，劉志丹就得再開始打游擊，或者率領陜北紅軍開始長征。陜北這塊全國碩果僅存的唯一完整的根據地也會喪失。中國革命的勝利不知要推遲多少年。

中央派賈拓夫挽救了劉志丹等人的生命，安定了陜北人心，靜等中央處理。陜北領導們見到賈拓夫，都高興的互相轉告：紅光回來了，咱們有救了，陜北有救了。

若賈拓夫引路黨中央落腳陜北成功，長征就勝利了。若中央不能落腳陜北，長征就失敗了。而陜北領導人們，處于即將被肅反活埋的絕境中，中央救了陜北領導人們，陜北才能救中央。中央不能挽救陜北領導人劉志丹等人的生命，陜北就不可能救中央。這也是引起不同說法，導致類似“雞蛋互生說”的重要原因之一。關鍵是中央用對了一個人賈拓夫，從而提前結束了長征。所以，毛主席等領導們說賈拓夫是長征落腳的“引路人”。

賈拓夫從西安出發時，目的就是去匯報陜西陜北和劉志丹領導的紅26軍的失敗情況，請示中央給與挽救陜北和劉志丹等人的具體指示，并要求派謝子長回陜北，加強陜北領導力量。

因此，說中央救了陜北，還不如說是賈拓夫代表中央挽救了劉志丹等陜北領導人們的生命，從而間接挽救了肅反人員和25軍，引路黨中央落腳陜北，挽救了陜北，挽救了黨中央，提前結束了長征，更精準到位。

后來，陜北人民的負擔加重了。而且，西北人民的領袖劉志丹被派東征陣亡。當年的陜北文化非常落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不識字，更不懂馬克思主義，只認準給他們減輕負擔，吃飽穿暖，不受壓迫剝削，帶來好生活的劉志丹，把劉志丹作為陜北人的大救星。中央落腳陜北之前，陜北農民就不知道毛主席，也不知道張聞天和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李維漢，彭德懷等領導，連南方人都曾把“朱毛”當成一個人了。農民不懂啥是“中央”，在他們看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等領導人就是“中央”。憎恨25軍，對賈拓夫引路中央來陜北，給他們增加了沉重的負擔，對劉志丹陣亡都有怨恨。不認同中央救陜北。

在那個年代，王明有共產國際，張國燾有雄厚的實力，資歷也老，張聞天是中央的總負責人。引路人賈拓夫和陜北領導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馬文瑞，張德生等領導人們擁護毛主席，就得從多個方面維護毛主席的偉大形象，包括從中央集體中突出毛主席的個人貢獻，把中央集體派賈拓夫救陜北，聚焦到毛主席。才誕生出“東方紅”，“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等歌曲。

因為，長征對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以及對中國革命的生死存亡，有著非常重要的決定性意義，對共和國的建立，對世界無產階級陣營，世界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都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落腳陜北。長征精神，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奮斗前進中，戰勝艱難險阻，前赴后繼，不屈不撓，頑強拼搏精神的代名詞，并且，早已漂洋過海，走向世界。因此，必須認真對待，深入研究落腳。

今天，不從當年的政治角度，而從史實角度，從學術方面細化精準的研究這些重大歷史事件，能使人們更精準的理解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結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特別是長征落腳部分。從而，更加堅定的捍衛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捍衛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偉大形象。

賈拓夫代表了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毛主席，總政委周恩來，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彭德懷，李富春等中央領導集體。當然，毛主席不僅是其中之一，而且，還是很重要的，最主要的成員之一。因此，特別突出說明毛主席。

再后來，毛主席在陜北軍民的擁護下，在中央領導們的支持下，成為黨的主席，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代表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因此，就把中央救了劉志丹等人，說成是毛主席挽救了他們的生命，毛主席救了陜北，特別是文革時期。

事實上，毛主席也確實支持主張挽救劉志丹等人，挽救陜北，而且，毛主席的意見占了很重要的成分。但是，當時，毛主席確確實實是在張聞天總負責人的領導下的重要成員之一。而且，中央剛到陜北時，中央還曾誤以為陜北肅反是正確的。并不是特殊年代里，根據政治需要而說的那樣，黨中央和毛主席在吳起聽到劉志丹被關押，當即下令：刀下留人，制止了肅反。黨中央當即給誰下的命令？主持肅反的領導們和25軍遠在三四百里外的下寺灣。黨中央是給張明科，劉景瑞，王玉海，龔逢春他們下的命令嗎？他們幾個能制止肅反嗎？肅反人員朱理治，聶鴻鈞，郭洪濤，戴季英和25軍的徐海東，程子華聽他們的嗎？他們也早就想救出劉志丹等人了！再說他們也沒有當即就去下寺灣傳令。中央委派賈拓夫代表中央去下寺灣，還擔心肅反人員和25軍不聽賈拓夫的命令，于是，又派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隨同。在制止肅反，挽救劉志丹等人的問題上，誰若不聽賈拓夫的，中央組織局當時就拿下。當時的中央長征隊伍里，真正了解劉志丹，并且，因深厚革命情誼想挽救劉志丹的只有陜北人賈拓夫和張德生，特別是賈拓夫的個人感情更深。就是中央當即下令，也是委派賈拓夫代表中央去下寺灣核實后，賈拓夫下令執行。后來，中央到了下寺灣，還又聽取了肅反人員們的匯報，并做了詳細調查。李維漢說他跟賈拓夫率領先遣隊到了下寺灣，得到證實后，向中央匯報，中央才下的令。無論中央是先下令，還是后下令，中央委派賈拓夫代表中央制止了肅反，賈拓夫下令刀下留人，挽救了即將被活埋的劉志丹等人的生命是千真萬確的。

  當時的中央只有一種選擇能生存，就是落腳陜北。也只有唯一合適的引路人的人選，就是賈拓夫。若陜北救了中央，長征就是勝利的戰略轉移。若陜北不救中央，長征就是失敗的大逃亡。，因此毛主席說：“沒有陜北，那就不得下地”。而陜北救中央的前提是中央救陜北的領導人們，只有賈拓夫能勝任“引路人”。

因此，實情確實是中央派賈拓夫代表中央挽救了劉志丹等人的生命。劉志丹等人感激救命之恩，并以大局為重，動員

陜北軍民擁護黨中央，說服他們原諒肅反人員和25軍。黨中央成功落腳陜北，提前結束了長征。第一中央機構絕處逢生，起死回生。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全中國，包括陜北。

說中央救陜北是因為中央正確的用人。若當時中央換一個不了解劉志丹等人，不熟悉陜北情況，與劉志丹等人沒有深厚的個人感情，沒有同在李子洲名下為學生，沒有紅石峽會議，沒有阻止26軍南下等深厚的革命友誼，與郭洪濤，程子華等人又不認識。那么，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就會聽信肅反人員的一面之詞，而握蛇騎虎，進退維谷的肅反人員和25軍害怕揭穿肅反陰謀，劉志丹等人出來后**，就會借“欽差”之手，先斬后奏。陜北軍民就會發動**性戰爭。就算是不殺劉志丹，陜北領導人和軍民們對外來的不認識的人員的信任度，遠遠不如賈拓夫，賈拓夫決不會聽信他們的一面之詞。賈拓夫從西安出發，去找中央匯報，就是為了請示挽救陜西革命，挽救西北革命，挽救劉志丹，挽救紅26軍，挽救陜北。相當于，他把整個中央的全部機構組織大搬家式的引路來救陜北。反而救了中央。

陜北領導們見到賈拓夫，奔走相告說：紅光回來了，咱們有救了，陜北有救了。沒有人說中央來了，張聞天總書記來了，毛主席，周恩來，王稼祥來了，他們都來了，咱們有救了，陜北有救了。那時的陜北，絕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毛主席和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領導人。連劉志丹也沒見過毛主席和張聞天等人。陜北軍民們更不知道當時的中央各位領導的具體負責分工。

中央挽救陜北領導人劉志丹等人，具體落實給一個執行人，就是賈拓夫。賈拓夫很了解劉志丹等領導人們的偉大革命精神，也知道陜北紅軍的誕生，艱難的成長和流血犧牲壯大。并早就與劉志丹等領導人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的個人感情。這也是中央選用賈拓夫的主要和重要原因。

再根據當時中央剛到陜北下寺灣時，還曾誤以為陜北肅反是正確的。來判斷，挽救劉志丹等人的生命，完全是賈拓夫所為，只因賈拓夫受中央派遣，代表了中央。被關押的陜北老同志們后來都說，中央要是再遲來幾天，他們就會被活埋了，就沒命了，實際上，指的就是如果代表中央的賈拓夫，再遲來幾天的話，他們就被活埋了。

無論說成中央救陜北，還是說成陜北救中央。賈拓夫把救人的和被救的人引路走到一塊。從而挽救了中央和陜北領導人們的生命的“引路人”的功勞是無比巨大的，毫不亞于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突破臘子口的“云貴川”，而且，賈拓夫的引路落腳，也正是他們所有人努力奮斗戰斗，流血犧牲的最終目的。

如果，一定要用中央救了陜北，來表述定論中央長征落腳陜北誰救誰的歷史事件。那么，完整準確的說法只能是中央委派賈拓夫代表中央。賈拓夫及時制止了肅反，挽救了陜北領導人劉志丹等人的生命，從而挽救了陜北。

注解：①李維漢著《回憶與研究》370  ②《郭洪濤回憶錄》77,78，結合網上資料。

  陜西省榆林市供電公司      趙富華     

 2023年2月9日